改革是發展的強大動力，也是創新的不竭源泉。2016年12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知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試點總體方案》，這是黨中央、國務院對深化知識產權領域改革的重大決策部署，對于加快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發揮知識產權制度支撐創新驅動發展作用，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具有重要意義。本報從即日起開辟“深改進行時”專欄，闡釋專家學者對深化知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試點的真知灼見，密切跟蹤知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的最新進展，為貫徹落實中央決策部署營造良好氛圍。

根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6年工作要點和國務院關于新形勢下加強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若干意見，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知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試點總體方案》，對深化知識產權領域改革作出重大決策部署。《方案》提出了知識產權綜合改革試點的方向和路徑，力求通過有條件地方的試點，推動形成權界清晰、分工合理、責權一致、運轉高效、法治保障的體制機制。總之，通過知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建立一種與創新驅動發展要求相匹配、與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相一致、與國際運行規則相接軌的集中管理體制，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大舉措，也是加快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應有之義

深化改革是制度建設的需要。知識產權制度建設的過程，是一個法律創新、政策創新、體制機制創新的過程，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要形成系統完備的知識產權法律政策體系；二是要推進知識產權管理體制機制改革；三是要增強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中國話語權。集中統一的知識產權管理體制，是政府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世界強國推進知識產權制度建設、促進知識產權事業發展的普遍選擇。

深化改革是創新發展的需要。知識產權制度是發揮市場機制、科學配置創新資源的基本制度。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解決好發展對創新的迫切需要與我國整體創新能力不強的矛盾，必須通過知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提高知識產權制度的整體運行效率，優化知識產權的制度供給和技術供給，有效促進各類資源向創新者集聚，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快速提升我國整體創新能力，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活力。

深化改革是轉變政府職能的需要。開展知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是完善行政體制、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的重要舉措。知識產權的分散管理，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制約了公共服務水平、增加了企業創新成本，不符合“精簡、統一、效能”的發展方向。開展知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必須探索有效可行的知識產權管理體制機制，提高知識產權戰略規劃、政策引導、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能力，推動建設法治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知識產權強國是以知識產權制度支撐并保障創新發展，具有強大的知識產權治理能力和發展實力的先進國家，它既是創新型國家，也是法治化國家。衡量一個國家是不是知識產權強國，應該包括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制度能力或者說治理能力。所謂國家治理能力可理解為一種國家制度能力，是國家治理活動中所具有的的制度供給和創新、制度管理和實施等各方面能力的整體表現。其中，行政管理體制的現代化、先進性和有效性，就是知識產權強國治理能力的評價標準。在世界范圍內，實行知識產權集中統一管理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三合一”模式，即集專利權、商標權和著作權為一體的集中統一管理模式；二是“二合一”模式，即專利權和商標權為一體，著作權另行分設的相對集中的管理模式。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188個成員國中，有181個國家實行綜合管理體制，其中采取“三合一”模式的國家近40%，采取“二合一”模式的國家占55%。在知識產權大國中，英國、加拿大、俄羅斯等實行集中統一管理；美國、法國、日本、韓國等實行相對集中管理。

當代中國，正處于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過渡、從科技大國向科技強國轉變、從知識產權大國向知識產權強國跨越的關鍵時期，建設適應創新發展的制度環境和體制機制即是一場歷史性的變革。知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意味著從以往“九龍治水”的分散管理走向集中管理體制，鮮明地表現了“政府再造”的有效性目標和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特征。深化改革的本身，就是一場以制度創新推動知識創新、以法治建設保障創新發展的偉大社會實踐，其改革成果將對知識產權強國建設戰略目標的實現產生重要和深遠的影響。（吳漢東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